离家出走，这是一剂良药，它能医治抑郁、愤懑、不满；它又是一种疾病，一旦你有了被医治的经历，稍感抑郁和不满，你就想迈出家门，就像吸毒者对毒药的上瘾。
那个晚上，某种瘾在身上的复苏，使我轻而易举就迈出家门。离开之前，我坐在桌子旁把所有土豆饼扫荡一空，我饿，我忙完了就听他们打架还没来得及吃。饱餐一顿穷人的穷滋味，身体里有一种力量在神秘涌动，那是报复的力量，对抗的力量。因为在路灯下漫无边际地走，走着走着，我就叫了辆出租车，不假思索就告诉司机，我要去剑桥英语对面的拥政小吃部。
然而，我终是没有走进小吃部，这跟一个名词的转换有关，当那股香喷喷的气味变成“穷人的滋味”，我想起了妈妈。想起妈妈我不寒而栗。我害怕，不是害怕变成穷人，而是怕害苦了我这个把自己叫成雍正的穷人朋友，极有可能，妈妈就跟踪在我身后……
没有人了解我在那一刻的难过，小吃部就在我的对面，那里灯光昏暗，人影寥落，那里没有二胡声，只有男孩忽明忽暗自由转动的身影——自由转动，我多么渴望的穷人生活呀！
实际上，正是这个晚上的遭遇，永远医治了我离家出走这个病。这是一桩奇遇，我生命里不可多得的黑暗的奇遇，为此我不知该高兴还是该悲哀。
那是初冬里一个冷飕飕的夜晚，为了不连累朋友，我坐上去往火车站的6路公交。我去火车站，不是想在那里过夜，事隔三年，我已经忘了当年和月月流浪到火车站，我是想去那里坐车去大槐树奶奶家，我想用实际行动告诉爸妈，我就是喜欢落后，就是要倒退。然而当某个熟悉的场景唤醒记忆，一个驱之不去的幻觉降临眼前。
那熟悉的场景，是火车站广场边上那排弯腰低头恍如向行人鞠躬似的路灯，当年和月月逃到火车站，我不记得是否看见过它们，可从6路车上下来，一眼望见它们，我吓了一跳，觉得每个路灯下都站着一个人，她戴着毛线帽。H城的冬天，戴帽子的人很多，但夜已深了，广场上根本没有人。可明知没有人，穿越车道，走入广场，奔向售票大厅，我还是一阵阵浑身燥热，觉得月月和一帮人就在身后。好几次，我都不由得转过身，向身后张望；好几次，我都向自己证明她不在身后，然而在售票大厅入口，当我最后一次回头，毛线帽突然耸立在眼前。
实际上我刚下车她就看到了我。她确实在一个路灯下站过，是她发现了戴着毛线帽的我才绕到我的身后。我们见面，并没像想象那样彼此向对方伸出手。我没伸，是月月已不再是当年的月月，她个子长高，胸脯隆起，她大冬天的，还穿着露着大腿的超短裙，她歪着腰肢对着你时，更像一个女人而不是女孩，让你止不住心慌、害羞。她没伸，是她对所处的环境有所防范——在我们目光相对的刹那，她警觉地扫了一下四周，之后小声说：快来，跟我上柱子后边。
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，不，更像奔赴幽会的情人，因为尾随她来到火车站前廊的巨大石柱后边，我的心怦怦直跳，隐秘的羞涩感漫漶了整个神经。那是我情窦初开少年时期的真正开始，我被一股隐秘的羞涩感慑服，像一个束手就擒的鸭子乖乖地立在石柱后边的幽暗里。月月毫不羞涩，她拽下我头上的毛线帽，和她的帽子交换了一下，之后扳着我的肩膀说：你长大了，不过我一眼就认出你。我在火车站住了半年多了，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来，你为什么又跑出来？她这么说我觉得很神，她怎么会知道离家出走是一种病？我说不为什么，生爸妈的气。她说你现在有什么想法？这句话很大人，有一种无形的诱惑。当年我俩分手时，她羡慕我能回家，她应该告诉我最好回家。可她却问我有什么想法。我立即说：我想去奶奶家，在大槐树。我想说你跟我去，可我没说，因为这时她从兜里掏出一支烟点上，长长的指甲在火星的明灭之间闪烁，我被惊呆。听我说要去奶奶家，她深深吸了口烟，之后说那也得明天，今晚就算了，今晚你跟我走。说着，不待我点头，她就快速闪出柱子，朝广场西边的隧道跑去。
（孙惠芬）